中国的软件产业起步于80年代初期，发展至今，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国家加大了对软件产业的投入，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扶植。1999年，我国软件市场规模已达176亿元，增长达28%，已成为我国工业中发展最快、最为活跃的产业之一。但是，不容回避的是，中国软件产业整体规模相对来说仍然很弱小。专家们认为，作为行业产业化的重要标志，应具备：一支软件技术力量雄厚的开发队伍；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或实体；一系列技术先进、自主版权的产品。就此而言，中国软件产业化的道路还将会很长…… 　　“只有与世界接轨，中国软件产业才能真正发展” 　　前些年，国外软件企业开始进入中国时，中国的国情（如财务制度等）和汉字环境犹如两道无形的壁垒，在一段时间内曾有效地遏制了外国软件企业的扩张势头；而在中文和财务上，国产软件的辉煌也与之不无关系。对此，红旗Linux公司刘博表示：“中国的软件产业发展是不能靠壁垒活下去的。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融入到世界软件这样一个大市场中去。如果我们还是得意于财务和中文软件，那么我们的软件也就永远不能进步。” 　　现在，中国加入WTO已不再遥远，信息产品零关税也只是时间问题。再有，作为世贸组织非歧视贸易原则的重要体现，国民待遇原则强调在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平等待遇基础上，世贸组织成员的商品或服务进入另一成员领土后，也应该享受与该国的商品或服务相同的待遇。届时，非市场的因素淡出，中外软件企业的竞争遵从的将是同样的游戏规则。 　　刘博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软件业的发展还谈不到中国入世对它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们实在不能说已经有了一个成功的软件产业存在。希望这句话不要得罪人太多。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入世对我们的软件产业发展是积极的，因为它能够促使我们的软件业和世界接轨。惟有这样，软件产业才能真正的发展。” 　　国情和文化上的差异，的确在一段时间内给国内一些软件企业提供了机会。但如果我们乐此不疲而固步自封的话，它也同样会成为一道阻碍国内软件企业走向世界的藩篱，如果软件企业不能在国际市场上与国外同行面对面进行竞争的话，“软件企业做大”多半是句空话。 　　现在，WTO的大门即将开启，有些自认为活得还不错，或者说已在考虑发展问题的软件企业可能会发现，当务之急依然是生存问题而不是发展问题，会有一种“从头再活一次”的感觉。WTO给了软件企业一次选择，之所以说是选择而不是机会，是因为选择是无法回避的。只不过这次的选择过于沉重：要么改正从小养成的“不良习惯”，按照现代化的软件企业模式去经营，要么，……一如莎翁所言：“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政策、资金，孰轻孰重” 　　我国软件产业发展至今积累了不少经验与教训。 　　这些年，国家一直在向软件业投资，虽有心栽花，但花却开得不太好。相对于资金支持，刘博认为：“谁出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研究机制。Linux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大启发。不管是国家花钱去做还是企业自己去做，原先那种大庆会战式的封闭性研究与开发方式已经陈旧。谁听说哪个国家或公司为Linux 的开发投入巨额资金？为什么Linux成功了？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软件企业间的竞争是多种多样的，但归根结底是技术上的竞争，因为企业的未来更多地是依赖于技术上的优势。很多国内的软件企业还在解决生存问题，要求它们像微软研究院那样只研究未来5～10年的技术是不现实的。因此，谁来做又如何做超前于应用软件和系统软件的软件基础研究这个问题，也就呈现在我们面前。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听得最多的就是对改善国内软件企业外部环境的呼吁。那么，中国软件产业高速发展的理想外部环境是什么呢？刘博是这样设想的：类似于硅谷的创业、开发环境；类似于当前Linux的技术环境；更加市场化的政策引导和支持环境；充分、有经验的、专业的人才环境；更加开放、鼓励创新的投资环境；完善的法律环境。 　　在本文结束采访进入写作过程期间，国家《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出台。新的产业政策为我国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定下了10年目标，即：“通过政策引导，鼓励资金、人才等资源投向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进一步促进我国信息产业快速发展，力争到2010年使我国软件产业研究开发和生产能力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并使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成为世界主要开发和生产基地之一。” 　　国务院在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中指出，“我国拥有发展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最重要的人力、智力资源，在面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形势下，通过制定鼓励政策，加快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是一项紧迫而长期的任务，意义十分重大。各地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根据《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要求，抓紧研究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政策，尽快组织实施。” （原载自赛迪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