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国务院批复“中关村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举措让人们看到了亮色：辩证地思考，金融危机也有可能催生科技革命，这无疑将为世界各国如何摆脱危机、促使生产力更上一个台阶提供新的思路。
为此，围绕“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是否会催生科技革命，将催生怎样的科技革命，中国是否有实现科技革命的能力，”等问题，《中国产经新闻》记者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倪光南。
《中国产经新闻》：我们注意到，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关村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大会的讲话中，科技部万钢部长提出了“每一次金融危机常伴随科技革命”。您认为，金融危机与科技革命有怎样的内在关系，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是否会催生科技革命?
倪光南：关于“科技革命”这个字眼，我注意到万刚部长说过，其他领导同志也提及过，可以说，目前国内的领导和专家已经关注到这方面的问题了。
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和“科技革命”的关系可以通过最近的二次科技革命来说明。一次是19世纪中期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的应用为标志的科 技革命；另一次是计算机的发明与应用，其背景是1929年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紧接着“二战”爆发，催生了计算机时代的到来并引发了科技革命。最近的 这二次科技革命都表明，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人们迫切需要通过科技革命来提高生产力，摆脱危机，因此也可以说科技革命是经济危机催生出来的。
具体到你们所提出的问题，我认为，现在中国的科技发展已经从量变积累到具备一定质变的条件，在一些领域尤其是新兴领域、新兴行业可能会产生质变。目前，大家都在思考怎样更好地去应对金融危机，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科技创新能力，推动“科技革命”的出现。在传统行业方面我们可能还不具备条件， 那需要很多年的技术和经验的积累，但近几年来新兴的一些行业，各国的起点都差不多，发展的空间也很大，出现科技革命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中国产经新闻》：如果说此次危机有推动科技创新的可能，那么，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的科技水平是否具备实现“科技革命”的内在能力？
倪光南：以信息领域为例，目前，距离计算机的发明已经有50多年的时间了，其间已积累了很多科技研发能力，具备了产生科技革命的技术储备。这是从时间角度来考虑的。
从科技本身来看，当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遇到障碍的时候，大家都要探寻新的出路。比如信息领域中，目前硬件、软件的发展都遇到了瓶颈，产生了科技 革命的内在需求与冲动，需要突破传统的框架。比如软件的规模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复杂，需求变化越来越快，传统的软件开发模式已经跟不上发展的需求了。
又如集成电路的摩尔定律现在受到了功耗、工艺等的制约，已经不能维持每18个月集成度翻一番的发展速度了。另一方面，信息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特别是近年来互联网、开源软件、SOA、SaaS、云计算等等新潮流的出现，预示着信息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已经为期不远了。
当然，还有其他更多的领域，如生命科学、生物科技、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这些领域，都迫切需要有一些革命性的科技创新，才能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解决当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
《中国产经新闻》：技术储备也需要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虽然有克服金融危机不利影响的外在需求，具体到中国国内，是否有实现科技革命的能力？
倪光南：我觉得，中国在有些领域、有些技术现在已经越来越接近于产生突破了。比如我刚才说的互联网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本来就不大，现在中 国的网民世界第一，有这个大市场就会推动互联网的发展，产生新的突破。中国最大的优势是有丰富的人才和巨大的市场，在新兴领域，中国的这些优势有可能导致 科技革命。
还有一些领域也具备实现科技革命的可能，如生命科学、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空间利用等领域。目前来看，这些领域如果维持现状，那么，资源与环境制约会使地球难以支撑进一步的发展，因此这样的客观需求会推动这些领域出现突破。
《中国产经新闻》：在克服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的举措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中国投入4万亿元来拉动经济发展，而这对发展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有哪些影响？
倪光南：这次国家投入4万亿元拉动经济，其中很大一部分的资金投到了科技上，比如10大产业振兴规划、16个科技重大专项等，都很强调自主创新和科技发展。如果没有目前严峻的金融危机，我想国家也不会下这么大的决心推出力度这么大的政策。
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企业的生存就会变得有压力，压力可以促使企业快速成长起来，恶劣的环境也会使某些竞争对手退出，结果会有利于创新能力强的 公司取得更大发展。像华为公司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自主创新能力很强，所以，在遭遇金融危机的时候，当竞争力不强的跨国公司如北方电信退出市场时，华为就“兵不血刃”地扩大了市场，在危机中逆势发展。
总之，如果能在危机下把压力转化为动力，就能在竞争中得到更好的发展，拥有更好的发展机遇。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客观上也是在为企业提供发展机会。
《中国产经新闻》：您在中关村工作生活了几十年，除了市政建设的变化外，您认为中关村“核”的变化，如创新能力、竞争能力等，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倪光南：我觉得变化很大的是中关村整体实力水平的提升。当初与现在对比，它的地理位置没有变，而且还变大了，但是“内容”的变化就很大了。比 如，目前中关村企业的年销售收入已经达到了1万亿元人民币，企业数量增加到了2万家，实现利税500亿元，企业的科技水平和规模都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与以 前是没法相比的。
《中国产经新闻》：如果比照发达国家，您认为中国实现科技革命有哪些优势和劣势，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倪光南：我觉得最关键的是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科技发展最终依赖的还是人，在提高人才水准方面需要实现一个大的突破。因为我们国家尽管人才总量很大，但层次不一，总体水准还需大大提升；另外，领域不同，实现突破的难度不同，对人才的要求也不同。比如我们在传统领域，比如造“大飞机”，其科技创新与突破的难度可能比新兴领域大得多，对这方面的人才提出的要求更高。
